“真好啊！自从有了自来水，家里喝的水有保障了，地里的那些蔬菜瓜果也更好卖了！实在是太感谢了！”三十多年前，一位南汇村民的感激之词，道出了当时上海农村千家万户的心声，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百姓，都成为当时上海农村改水工作的获益者——摆脱长期饮用河水、井水的安全风险隐患，喝上了符合卫生标准的自来水。
1981年，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部署下，上海设立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，全方面开展农村改水工作。历经十四年，上海农村改水工作交出完美答卷——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村自来水化，农村百姓从肩挑背驮的“用水难”，飞跃到了打开龙头水自来的“来水易”。此后，改厕工作在此基础上有序推进，使农村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病率均随之显而易见地下降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上海的农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善用水条件，提高健康水平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1981年，上海郊县人口约541万人，仅有119万人饮用自来水，其余约368万人饮用井水，更甚者有近54万余人仍在饮用未经处理的河塘水，主要分布在南汇、奉贤、金山等县的沿海一带。由于居住分散，经济条件较差，井水多系浅层地下水，外来污染因素较多；沿海一带水质咸碱，土质疏松，易导致传染性疾病，全方面开展农村改水工作刻不容缓。1981年至1985年的数年间，上海农村改水正式跨入“作准备、打基础”的起步阶段。在1981年5月召开的农村改水研讨会上，研究部署了农村改水工作实施方案。次年2月，明确了由市爱卫会办公室专管农村改水工作，并牵头成立“上海市农村改水技术指导组”，前往郊县进行调研和示范指导。技术指导组由市水利局、市地质局、市卫生防疫站、市自来水公司、市政设施建设工程设计研究院、同济大学、上海医科大学等多个部门组成。
作为农村改水工作的亲历者、参与者、实践者和推动者，原市供水处党委书记殷荣强教授级高工在毕业后也成为了技术骨干。1984年，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殷荣强，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农村改水工作。在单位报到翌日，即被安排前往郊县，解决一个加药装置的技术问题，画图纸、加工计量装置。此后，殷荣强便结缘农村改水工作，一干就是十年。为做好农村改水技术、资金、物资保障，市财政局下发郊县水厂补助经费的通知，市物资局落实农村改水物资，市政设施建设工程设计院设计11套标准给水图集，规范水厂工艺流程。到了1984年，随着市政府相关通知的下发，郊县相继成立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，市农村改水项目办公室着重将沿海防病地区列为改水重点。农村改水工作不易，路途偏远、语言障碍，都是摆在技术指导组面前的难题。回忆起第一次去浦东北蔡水厂的场景，殷荣强仍历历在目：“公交车一乘就是两三个小时，如今从市中心驱车过去不过半小时左右。那时，交通可不像现在那么便捷，长时间坚持在一线，我就自带小板凳坐公交车，想来虽然艰苦，但看看农村改水的成功，一切都值得！”1986年起的连续3年，农村改水工作均被市政府列为市实事工程，上海农村改水工作也自此迈入“上速度、强管理”的发展阶段。1989年，各区、县爱卫会主任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。到了“七五”期末，宝山区已率先实现自来水化，嘉定、崇明、奉贤等县自来水普及率超过80%。全市建成乡级水厂159座，村级水厂347座，有69个乡、1882个村实现了自来水化，约236万人受益，自来水普及率从“六五”期末29.4%提高到69.6%。1990年7月，市政府将农村改水工作交由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。1991年起，农村改水工作从建设阶段逐步向加强管理和建管并举过渡，进入了“提水平、创成效”的冲刺阶段。随着给水管理处的正式设立，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全市供水管理体制，慢慢地提高全行业供水服务水平。在此期间，市给水管理处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建造乡、村水厂，重点建设一批拥有非常良好制水工艺、制水能力在5000立方米/日以上的大、中型乡镇水厂，陆续让农民饮用自来水代替井水和河塘水，从根本上解决了用水问题。推进农村改水的征途不乏艰辛，只有昂扬向上的“精气神”，才能啃下“硬骨头”。1994年底，上海率先在全国实现农村自来水化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由1981年的22%提高到99%，累计完成新建409座乡村水厂，延伸市、县水厂管网数百公里，近3000个村全部用上自来水，受益人口551万余人。这一年，在全国爱卫会提出开展“百佳水厂”评比活动中，上海市嘉定区望新镇水厂、松江县九亭镇水厂等5个水厂榜上有名。与此同时，郊县如火如荼开展创建了10个“花园式水厂”。作为农村改水的亲历者、参与者、实践者和推动者，殷荣强自豪万分：“这是我们交出的一份惠民答卷，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和力量，也见证着每个人的奋斗与发展。”新民晚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吉双琦
